06/04/2005
全球化思考：亞洲戰略觀察
說到底，我還真是夠無聊的。
「全球化思考：亞洲戰略觀察」
1. 乍看之下，這個題目很大，大到不知道該怎麼下筆。所謂全球化的概念，隨著時間的進行一直在變化定義，而「亞洲戰略觀察」，也是一個空泛的說法，亞洲的範圍到哪裡？研究的對象應該是哪些？這都是首先必須要釐清的。
然而，也因為這題目的範圍是如此地廣大，所以有很多是可以拿出來與許多人一同檢討的，而不只是一家之言。亦即以BBS論壇的特性來說，這些觀察與戰略的問題，可以藉由不斷的參與及補充加以更新。所以我選擇「全球化思考：亞洲戰略觀察」作為一個討論的起點：而非文章的題目。
2. 全球化的現象，主要建立於兩條原則之上：第一是自由貿易原則，第二是利己原則。從國家的角度來說，每一個國家在這個世界上都必須為了他的成員的繁榮而生存。也因此在國際競爭的過程中，如何取得最有利的位置，都將成為國家政策與戰略佈署的考慮原則。
在「沒有一個國家願意被滅亡」的前提下，思考所謂的全球化問題，才會使得全球化的推論富有意義。因此，亞洲戰略的構想前提，也是應該界定於和平共存的這個假設下進行的。戰爭是應該被排除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它所造成的結果太不確定。換言之，沒有一個國家有把握在一場對外戰爭中獲取絕對的利益時，那麼國家將偏向於以戰爭以外的手段為其成員獲取利益。
3. 上頭轉貼的文章，其思路也是照著這樣走的。這是典型的美國自由經濟派學者的論調：自由貿易有益於各國的發展，重點在於如何在全球化的「全球市場」中做好正確的準備與投資。反抗自由貿易的潮流，將不利於國家競爭力與發展。然後文中舉出兩個例子：印度與中國，說明他們可能的走向與預測。
一、 全球化下的亞洲戰略壓縮：遵循自由市場經濟的遊戲規則
4. 無論我們同意文章中的分析與否，至少從這篇文章中我們可以發現幾個切入點，是值得省思的。首先是在確保自由貿易與不更動全球市場這個概念之下，各國應該如何調整他們自己的組織，以因應殘酷的國際競爭？
文中提到的幾個方向，例如能源問題、政治體制問題、語言優勢問題、技術優勢問題、法制革新問題、人口勞動力問題、社會救濟制度問題等，都成為國家競爭力的評比指標。從我們前面所述的兩項前提來說，如果自由貿易走向不變、戰爭不發生，那麼這些指標將無可避免成為各國所先後面對的問題。
換句話說，國家的戰略因此不是主動地部署，而是被動地調整。如果國家希望在全球化的競爭下保持他們的競爭力，就無可避免地面臨這些必要的體制調整與問題對策。就好像魚在水中存活，必須遵循「水裏的規則」一般。
5. 現在，我們把比例尺放大，關注在亞洲上，也可以發現這個有趣的現象。如果全球化這個趨勢不變，而也沒有任何亞洲國家具備能力，從全球化市場與自由貿易經濟的體制中脫出的話，那麼亞洲的國家戰略政策，自主性也將越來越小。易言之，這些國家與其說是在開創新猷，不如說是在消極因應。每一步都是受到自由經濟規則的制約，亞當斯密那一隻「看不見的手」不但存在於經濟上，也存在於政策上。
我們把比例尺放的更大來看，以中國、日本與台灣三方為例，這三方的政府事實上早已被彼此糾纏錯結的市場關係所拘束了，政府所能夠發展的空間十分有限，與其說是自主自導，倒不如說是被迫演出。這也就是從三月以來反分裂法通過後，三方關係事實上並未有所波動的原因。各國政府的領導們人心理都有數，他們正在走一條不能回頭的路，誰回頭便是要輸了這場競爭遊戲。
6. 也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總理溫家寶先生出訪印度這個舉動，其目的便是意識到中國將無可避免的與亞洲另一個經濟引擎：印度互相合作的重要性。印度的市場結合中國的市場，打開兩國貿易之門，對中國處於全球化浪潮下的戰略部署只有加分的效果。這套出訪印度的劇本，與其說是臨時起意，不如說是早就定本的了。
也因此，在自由貿易與拒絕戰爭的前提下，所實施的國家戰略，事實上是可以預期的。但這之中最困難，也是最大的變數，在於各國如何在適當的時機調整他們適當的位置，取得最佳的競爭地位，這也往往是分析各國戰略走向上最困難的部分：因為決策做成者不可能總是英明的，特別是一個僵化的體制，對於市場關係的應變更嫌不足。
二、全球化下的亞洲戰略調整：並立共存
7. 然而，全球化是否意味著國家對於其戰略部署將陷入趨於同一，甚至毫無選擇的餘地？而造成「公司恆在，國家消亡」的極端推論成立？個人對此持保留的意見。雖然我們可以認為國家為了維持其生存，而主動調整其體制以適應自由貿易競爭，然而這不意味著將與作為國家結合根底的某些要素：例如傳統文化、家庭價值與倫理哲學等互相衝突。
8. 全球化也可以是多元並存的政策契機之一，事實上，全球化這種「趨於同一」的弔詭只是表象，「多元分立」才是全球化的精神所在。簡單地說，如果市場上有中國米、日本米、台灣米、泰國米四種米並列著，去除掉各個產品的來源地來看，通通都是米，那麼在自利的動機下，消費者會購買廉價成本的產品，而放棄昂貴成本的產品。
然而，事實上產品的價值並非是產品本身，而是附著於產品之上的價值。這種附著的價值或以品牌商譽訴求，或以文化訴求而取得消費者的認同，在區隔市場的努力下，往往可以使產品的價值翻升數倍之多。而這些產品不需要以壟斷市場的方式來獲取他們的利益，相反的是以「各取所需，各投所好」的形式並存。
也因此，我們可以喝到廉價的美式咖啡，也可以喝到昂貴的Starbucks咖啡，這兩種咖啡自然都有他們的市場群，但他們可以不需要消滅掉彼此而互相存在著。事實上台灣與日本的農業，也已經朝向這個方向去努力了。而這種努力所耗費的成本，應該也必須由公權力機構負擔。
9. 我想可以簡單地先做一個小結論，那就是在全球化的市場整合下，亞洲國家的戰略應該是朝向一個互助共榮、避免戰爭的前提下規劃的。北韓是一個典型的封鎖市場失敗例子，如果沒有一個國家想要向北韓學習的話，那麼就必須要體認到，在和平穩定的亞洲政經結構下，國家的戰略應當處在什麼樣的位置。
我們同樣可以把這個結論套在抵制日貨的戰略上、套在兩岸關係的戰略上、套在南亞印度的戰略上去檢驗。而無論如何，這些戰略都顯示出一個基本的傾向，那就是競爭的對象不是他國，而是本國，競爭的目的不在消滅他國的生存，而在於如何互利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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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錄文章全文，來源：新浪網 http://content.sina.com/news/20/90/8209091_1_b5.html 】
全球化與亞洲的崛起(一)
【MarketWatch加州3月30日訊】
亞洲的崛起－－尤其是中國和印度的崛起－－必然會對美國在全球的統治地位形成挑戰，這一點已經毋庸置疑，目前惟一的變數只是時間問題。
筆者撰寫這一系列文章，是希望能夠確定美國可以透過資本輸出和外包在亞洲經濟勢力的成長進程中發揮怎樣的影響，對中國和印度在二十一世紀未來的全球市場中的角色進行比較，及從長期角度評估上述這一切對美國投資者的影響。
一些西方論者將這亞洲的崛起視為古老的「黃禍」預言的初步兌現，認為是西方社會為自己培養了一股邪惡的力量，而後者反過來卻將成為前者的掘墓人。一方面是整個美國正在被零碎出口，一方面是非法移民潮水一般湧入美國本土，最終必將使得美國繁榮的基礎受到損害。最終，回歸經濟孤立政策將成為我們惟一的救命稻草。
另外一些專家則認為，我們目前所經歷的是一場前所未有的全球化進程，這一進程是不可避免也不可逆轉的。我們是生活在一個嶄新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裡，商品、資本、技術和人力都可以自由地從一個國家遷移到另外一個國家，從一個大陸遷移到另外一個大陸，遷移的規模和速度都是幾十年前無法設想的。誰能夠順應並利用這一趨勢，誰就能成為二十一世紀最大的財富創造者。
兩派觀點的爭執由來已久。事實上，資本主義在上升階段就曾經上演過類似的局面。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斯密(Adam Smith)和李嘉圖(David Ricardo)的著述標誌著盎格魯撒克遜世界成為了自由貿易理念的旗手。在對外貿易研究中，李嘉圖創造了比較利益理論。他以十九世紀的兩個國家－－英國和葡萄牙－－和兩種商品－－紡織品和酒類－－為例，得出了即便葡萄牙在兩種商品生產都擁有絕對有利，兩國間的貿易仍然是對雙方有利的。他指出，如果兩國都全力生產那些自己擁有比較利益的產品，並和對方的商品貿易，雙方就都能夠有利可圖。最終，兩國的整體收入水平都將增長。這一理論在今天仍然和在兩百年前一樣有效。
歐洲大陸則在法國帶領之下，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這一政策源自於十七世紀的重商主義，其核心理念在於，國家之間的貿易競爭對於所有參與者的利益而言是一場零和遊戲。
毋庸贅言，自由貿易獲得了最後的勝利，為大英帝國十九世紀的空前繁榮構建了框架，甚至成為美國繁榮的肇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伴隨歐洲和日本的法西斯勢力及俄羅斯的共產主義勢力崛起，這一繁榮時代開始落幕，因為上述所有新興勢力天性上都帶有貿易保護主義的色彩。然後，1930年代的大蕭條對資本主義信仰造成了巨大的破壞，即便西方民主國家也開始懷疑過去的理念能否適應將來的時代。第二次世界大戰不久後爆發，宣告自由貿易及其帶來的所有益處的擴張時代正式結束。
二戰之後，局面又為之一變。美國推出了一個世紀的時間中最富有洞察力的措施之一－－馬歇爾計劃。這一計劃不但對外國開放了美國的市場，而且事實上資助了德國在內的諸多國家的國民經濟重建，使得他們後來成為美國在全球市場上的重要競爭對手。這一計劃發揮了超乎所有人想像的效力，而且其後不久，美國更進一步對日本也打開了市場的大門。
美國對歐洲和日本都採取了非常寬和的政策。在利率方面，我們允許日本將日圓對美元匯率保持在360圓的水平，允許德國將馬克對美元匯率保持在4馬克的水平。這一作法很快就導致了日本和德國的出口商品大量湧入美國市場，並在全球其他地方搶佔原本屬於美國的市場份額，因為他們在這些商品的生產上具有比較利益。不過，美國對這一切不以為意，沒有改變既定的政策。
1950年代，培育地區自由貿易體系的理念在歐洲大陸深深扎根。在這個十年當中，歐洲人先是接受了歐洲煤鋼共同體，而後又建立了廣泛的歐洲市場。1957年，「羅馬協定」簽署，包括德國、法國、義大利、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在內的一個配額及關稅自由貿易區正式形成。
當時，筆者曾經受歐洲經濟聯盟下屬一個委員會(Die Europaeische Wirtschaft und die Drittlaender)的委託撰寫一部著作，筆者在書中預言，這一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將帶動其最初六個成員國家的經濟以爆炸速度成長。其後十年的歷史發展證明了這一預言的正確。又過了幾十年，伴隨柏林牆的坍塌，超保護主義的共產主義體系崩潰，包含東歐和西區在內的全歐自由貿易區出現在我們眼前。
從西邊的葡萄牙到東邊的波蘭，今天的歐盟已經擁有了二十四個成員國。與此同時，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也簽署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令區域內三國獲得了新的和持久的經濟成長動力。
伴隨自由貿易再度擴張的潮流，各個地區及全球性自由貿易系統內的關鍵國家都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繁榮。事實上，美國能夠在1990年代獲得空前繁榮的十年，首先就要感謝這一歷史潮流。
現在，我們又站在了徹底全球化的新路口，對於這一潮流，我們將在隨後的文章中進行討論。
全球化與亞洲的崛起(二)
【MarketWatch加州4月1日訊】
正如前文結尾處所說，美國現在正站在徹底全球化的十字路口，面對著各種全新的機遇和挑戰。
一些論者認為，美國國內失業率居高不下，正是就業機會大量外流到中國和印度等國家及地區使然；另外一些論者則擔心，我們在融資應對貿易赤字和預算赤字時都高度依賴外國資本，長此以往，必將出現狀況。
在離岸製造業外包方面，各方面的分析都已經非常透徹而且細緻，因為這一話題早已不新鮮了。早在美國歷史的童年時期，我們的紡織業就是新英格蘭地區經濟的關鍵部分。這一行業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逐漸遷移到南部諸州，又遷移到部分拉美地區，再遷移到中國，今天則到了印度。這一變遷的結果就是：今天我們可以在威名百貨花9.99美元買到當年要59.99美元的運動鞋，或者在Macy's花99美元買到當年在Saks要399美元的羊絨衫。
我們的通膨率近些年來一直維持在很低的水平，很大程度上應該歸功於進口商品的低廉價格。在這一前提下，利率－－尤其是三十年抵押利率之類的長期利率－－才可能降至近四十年的低點，為住宅市場前所未有的繁榮奠定基礎，並極大地推動了經濟成長和國民財富的增加。正如聯儲主席葛林斯潘不久前在議會作證時所指出的，全球化已經大幅提升了美國和全世界的生活水準。
當然，我們在享受前述好處的同時，也感受到了就業機會外流的苦惱，但是一些人卻在盡力抹煞前者、誇大後者，這種作法顯然是站不住腳的。除了進口貿易規模正處於歷史最高峰之外，我們的失業率其實也不過只有5.4%而已。此外，全球化中的外包趨勢不但現在未能對美國就業狀況形成重要威脅，而且未來相當時期內恐怕也沒有這種可能。聯儲副主席弗古森(Roger Ferguson)近期就曾經指出，雖然這一問題目前還沒有確實的數據，但是研究公司Forrester已經估算出，未來十年間美國人每年因為外包而失去的就業機會不會超過30萬。
關於外包的疑慮既然已經解除，我們不妨來看看全球化反對者的另外一個理由。
這些人的另外一枚重磅炸彈其實完全是個童話。他們聲稱，外國央行手中控制著價值2兆美元以上的美國國債，而且其數量每年還在以千億美元的數量級迅速成長，這一情況不但現在已經對美國形成了威脅，而且最終還將導致美國財政的大災難。事實上，正如葛林斯潘不久前作證時所指出的，如果沒有如此大規模的資本出口，美國國內的資本投資水平就會大幅降低，其最終結果只能使得美國陷入漫長的經濟停滯。何以見得？因為大規模的資本投資必須有相同水平的儲蓄作為支持。不幸的是，美國人的儲蓄水平根本無法滿足這一需要。因此，我們必須借重日本人、中國人、韓國人和印度人的儲蓄來滿足美國國內的投資需求，否則我們就無法獲得3.5%的國內生產毛額年均成長速度，無法為95%願意並能夠工作的美國人提供就業機會。所有這些亞洲國家的央行都樂於利用他們從對美貿易盈餘中獲得的巨大財富來購買美國的國債，我們為什麼要拒絕用這些資本來彌補儲蓄的不足，填補貿易赤字和預算赤字的缺口呢？
某種程度上說來，所有這些好處對於美國人都是免費的午餐。我們惟一的願望應該是盛筵不要在美國財政重新走上正軌之前結束才對。
不過，如果這免費午餐的盛筵真的結束了呢？
今年二月下旬，我們曾經看到過一個小小的訊號。在以美元為主要外匯儲備的國家和地區中，韓國控制的美元資產居於第五位。當時，韓國財長似乎是發出了某種暗示，表示他們正在考慮對外匯儲備進行多元化調整。這就意味著他們將開始建立歐元和日圓儲備，並相應削減其美元儲備的比重。無論匯市，還是債市和股市，紐約的所有金融市場都立即遭到了重創，因為市場參與者都自然想到了同樣的問題：如果中國、印度，乃至於日本都效法韓國，將出現怎樣的局面？美元將崩潰，而且其他金融市場會受到災難性打擊。
第二天，韓國從原來的立場上退卻了，問題似乎是得到了祕密解決。不過疑問依舊存在：這種風險變成現實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
穆迪外債評級前高層萊維(David Levey)和雪城大學經濟學教授布朗(Stuart Brown)近期就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聯合撰文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分析。在這篇名為「超級荒誕童話」(The Overstretch Myth)的文章中，他們首先確認了一個基本事實，即直到1989年，美國都一直是一個債權國，但是今天卻已經成為全球史上最大的債務國。2004年年底，美國的債務為10兆5000億美元，債權卻只有7兆9000億美元，意味著美國的淨外債(NIIP)已經相當於國內生產毛額的24%，而且伴隨外貿赤字情況的持續，這一比重還將繼續增長。巴菲特認為，這一進程最終將使得美國變成一個依附於外國地主的佃農社會。
萊維和布朗的看法則與巴菲特不同，他們認為後者過份看重淨外債數字，而忽略了美國在制度、技術和人口方面的巨大優勢。「在美國經濟和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亞洲地區－－經濟本質互補性的支撐下，這些優勢將進一步擴大。美國仍然將從戴高樂所謂的『過份特權』(exorbitant privilege)中獲取巨大利益，因為惟有美國能夠消化外部世界的失衡局面，長期扮演全球流動性提供者的角色。」
他們的結論是：美國霸權的最大威脅並非來自於外國投資者的信心，而是來自於美國本土的貿易保護主義和孤立主義思想。
這一結論短期之內無疑是非常正確的，但是在未來整整一個世紀當中，它還能繼續保持正確嗎？或者更為明確地說，亞洲－－尤其是中國和印度－－多久之後就會成為美國經濟及財政霸權的真正挑戰者？
我們將在後續文章中討論這一問題。
(本文作者：Paul Erdman)
全球化與亞洲的崛起(三)
【MarketWatch加州4月4日訊】
亞洲－－主要是中國和印度－－多久之後就會成為美國經濟及財政霸權的真正挑戰者？
中央情報局資助的智庫國家情報委員會(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最近就試圖找到這一問題的答案。他們研究認為，這兩個國家將會在2020年羽翼豐滿，真正成為具有制衡全球能力的重要經濟力量。他們同時並預計，中國的國內生產毛額在2042年將會超過美國。
不過，二十年前就日本作出種種美妙預言的，難道不正是這些「專家」嗎？如果他們當年的預言兌現的話，日本的國內生產毛額應該早就超過了美國才對。我們為什麼要相信他們對於中國的預言是準確的呢？
沈卡爾(Oded Shenkar)在由沃頓商學院出版的新著「中國世紀」(The Chinese Century)中作出了簡潔的回答。他寫道，1980年代的日本經濟根本就是貿易保護主義的同意辭。保護主義政策加上人口迅速老齡化和因巨大壞賬負擔而崩潰的銀行系統，使日本經濟遭受了致命的打擊。於是到1990年代，日本經濟的成長動能消耗殆盡。在此後的十餘年中，日本始終原地徘徊，從一個衰退墮入另外一個衰退。
中國的崛起恰恰開始於日本成為美國經濟霸權最大的潛在威脅的時刻，但是這一崛起的姿態卻與日本和當年的所謂亞洲四小龍的貿易保護政策恰恰相反。
沈卡爾認為，與其說中國今日的崛起是其亞洲競爭對手經驗的複製，還不如說是一個世紀前的美國興盛的翻版。中國的開放政策是關鍵中的關鍵，這使得該國成為了全球惟一一個國內製造業廠商與外國對手平等競爭的地方。這就使得競爭雙方都能夠全力改善其經營實踐和豐富其知識，而這些都是他們各自單獨努力下無法達到的。這種競爭局面目前正廣泛存在於中國的各個行業，從汽車和拖拉機製造到半導體和行動電話生產莫不如此。英特爾和惠普的製造及研發部門現在都同時存在於Palo Alto和上海。
現在，直接在中國投資的已經不僅僅限於美國企業。德國的福斯汽車和西門子，瑞士的諾華製藥和羅氏製藥等等同樣進入了這一市場。中國企業中的外國直接投資規模目前的成長速度已經超過了每年500億美元，而且近期之內還沒有任何減緩的跡象。換言之，中國現在已經結束了起跑階段，正在以全速向未來奔去。
這一經濟巨人的出現必將對全球局勢造成一系列影響－－毋庸贅言，其中自然會有一些消極影響。首先，中國必須有東西來填滿巨大的胃口。或者更為精確地說，中國經濟的成長引擎必須得到燃料。這些燃料主要是以石油及其衍生產品的面目出現的。我們不妨進行一下歷史數據的比較：1984年至2002年間，美國的石油消費量增長了16%；而中國同期的石油消費量卻增長了192%之多。
今天，中國的整體經濟雖然已經趨於成熟，但是其石油消費量年增長速度仍然維持著25%的水平。目前，中國已經超過日本，成為全球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石油消費國。
無論石油和天然氣，中國國內的供給都非常有限。因此，這一巨大的需求主要必須由進口來滿足。中國進口的石油大部分來自中東－－由於石油全球供給是有限的，在中東地區，中國的需求已經和歐洲、美國及日本形成了直接競爭。消費者會直觀地感受到這一競爭局面的影響，沙烏地阿拉伯的原油價格和美國國內的汽油價格就是證據。同樣，在其他重要商品期貨－－比如銅、鋁、鉑和木材等－－市場上，中國的胃口也在不斷擴大。
中國在亞洲的崛起遲早將成為對美國經濟霸權的挑戰，僅此就足夠美國頭痛的了。問題在於，事情到這裡並非結束，印度或遲或早都會成為重量級不下於中國的挑戰者。
如果我們從人口增長的角度來觀察這兩個國家，我們還將對即將吞噬我們的這場全球經濟革命擁有更為深刻的印象。聯合國近期的「世界人口展望」(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報告預計，中國人口到2025年將達到14億4000萬，2050年則將回落到13億9000萬。不過，在此期間之內，印度將取代中國，成為全球第一人口大國：2050年時達到15億9000萬。
人口持續成長必然帶來勞動力增加和需求的擴大，同時，具有革新色彩的技術不斷刺激現代經濟的發展。在這些推動力量作用下，印度經濟到下個世紀中葉，未必不會超過中國和美國，登上全球第一的寶座。
本系列的最後一篇文章將著重研究嶄新的印度以及當地可以利用的投資機會。
(本文作者：Paul Erdman)
全球化與亞洲的崛起(四)
【MarketWatch加州4月5日訊】
印度人口的持續成長必然帶來勞動力增加和需求的擴大，同時，當地先進的技術還將不斷推動現代經濟的發展。在這些因素作用下，印度經濟到下個世紀中葉，未必不會超過中國和美國，登上全球第一的寶座。
從許多角度看來，印度二十一世紀的前景甚至還要好於中國。兩國的組織結構本身就截然相反。
印度擁有成熟的民主制度，新德里的議會完全可以同倫敦或者渥太華相提並論。中國則仍然保留著共產主義制度，處於一黨專制之下。
印度的英國式法制重視個人人身和財產權，這一精神也為國家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好處。與印度相反，中國的法律系統在人身與財產權方面最好只能說是黑暗。
印度在語言方面也擁有相當的優勢，英語是當前的全球商業及科技通用語言。納拉亞南(Ram Narayanan)在其研究印美關係的精彩論文中指出，印度的大學教育可以大規模培養頂尖的科技和管理人才，而且這些人才較之其在亞洲的競爭對手擁有一個獨特的優勢－－他們可以透過英文「思維」。
我們當中有很多人都已經習慣了在晚飯的時候接到來自班加洛的電話，而很多印度人也學會了帶著濃重鼻音的西部腔。
印度還有一個被許多人忽略的重大優勢，那就是他們還擁有大量擁有出色企業管理和科學研究能力的年輕人才，這些人很多都是美國矽谷的「畢業生」。事實上，印度人目前正成為美國的第二大合法移民源頭，僅次於墨西哥。
通常，他們都會在英特爾或者惠普磨練自己的能力，結識創投資源，然後回到印度開創自己的事業。
這一潮流的結果就是，各種大小科技園區在印度為主的整個南亞地區遍地開花，這些園區基本上都是矽谷的翻版。
印度南部的班加洛就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那裡的印度高科技企業僱用了成千上萬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才。當地是印度半導體行業的中心，為英特爾和德州儀器這樣的客戶提供產品。這裡的人力資源主要來自於Tata Institute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和政府的空間研究組織(ISRO)。當地的班加洛大學和Karnantaka大學為這些企業提供技術和專業支持，扮演著史丹佛大學在矽谷開發進程中的角色。
不過，班加洛真正的力量還是來自於其在資訊技術領域的專業優勢。從電腦軟體系統到醫療診斷技術，他們為美國和歐洲的客戶提供各種各樣的外包服務，而且現在已經在這些市場上奠定了自己的領先地位。在外包業務領域之中，印度專注的是服務提供，而中國專注的則是製造業。這就意味著印度正在逐漸成為亞洲第一位的以知識推動成長的經濟體。
不過，正如「金融時報」近期在一篇題為「印度的機會喪失在中國的迷惑中」(India's opportunities lost amid China obsession)的文章中所指出的，美國的主流商業出版物幾乎沒有任何一家關注印度的投資機會，他們全都在吹捧中國的投資產品。從購買力標準看來，印度已經是全球第四大經濟體；印度經濟增長率保持接近10%的水平；印度通貨匯率有迅速增長的儲備為其支持；印度政府已經保證在十年中斥資近5000億美元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所有這一切足以說明忽視印度是沒有道理的。
這些媒體之所以對印度投資心存躊躇，原因之一可能正是在於這方土地上仍然有數以億計的人生活在赤貧之中，而與此同時，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少數富人卻享受著種種特權。
多年來，筆者曾經在巴黎、倫敦、紐約和洛杉磯等地方入住過多家全球最好的旅館，但是所有著名品牌都無法與印度各主要商業及旅遊中心的Obernoi旅館相提並論。連鎖旅館的每一家都是這樣的排場－－正餐有數十名侍者伺候，先是伊朗魚子醬，然後是挪威燻鮭魚，法式鵝肝，阿根廷烤牛肉……任何你能夠想像到的美食。正餐之後，你可以到酒吧享受一杯雞尾酒和一支古巴雪茄。終於到了談生意的時間了，司機駕駛著積架車帶你穿過大街小巷，你才突然發現車外是一個如此不堪的環境：成千上萬瘦弱的兒童居住在狹小的木質房屋裡，到處都堆滿垃圾，散發惡臭，疾病和死亡的陰影無所不在。
此外，印度社會中還有一個兩極分化極為嚴重的領域：醫療健保。有人可能會認為印度是當今世界上最後一個居民並不害怕生病的國家，他們錯了。我在德里有一位朋友，一位和阿波羅醫院(Apollo Hospital)有業務合作關係的神經外科專家。他帶我參觀了這家著名的當地醫院。所有的設施－－從腦掃描儀器到手術操作間－－都是絕對的全球一流水平。我還看到了他的病人，這些人並非都是特別的富有。許多人專門從倫敦、香港、甚至加州趕到阿波羅醫院來進行腦部檢查，治療癌症，或者進行器官移植。他們居住在醫院的豪華套間裡，受著全球最好的護理。至於費用，通常都只有他們家鄉的十分之一。
不過，距離醫院幾個街區之外的地方，卻幾乎每天都有一些兒童因為並非絕症的疾患喪生。
好消息在於，印度目前正經歷一場革命性的變革，以變革的規模和速度看來，至多半個世紀的時間，我們今天在印度大街小巷中所看到的一切悲慘影響基本都將成為不快的回憶。
那麼，這是否意味著明智的投資者應該搶在這個機會真正大白於天下、不再成其為機會之前作出作出投資的決定呢？答案或許是肯定的。不過，要真正操作起來卻沒有那麼容易。印度企業中很少有在美國上市的，而且即便這少數美國市場上的印度股票，其價格也有過於昂貴之嫌－－尤其是在印度當地市場上市的企業相比，後者的股票本益比極低，而盈餘年均成長率卻高達20%左右。
那麼，應該如何投資印度？「金融時報」作出了正確的回答。他們指出，如果你不想將大量資產投入印度股市，那麼現在你只有三個管道可以選擇。三者全部都是將投資組合的主要部分配置於印度股市的基金，可以幫助股東跨越進入印度市場的障礙。三支基金中兩支是封閉型－－摩根士丹利的India Investment Fund和獨立管理的India Fund(IFN)，後者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
最後是Eaton Vance家族的開放式共同基金Greater India基金，後者2003年回報114%，2004年損失18%。
至此，我們這一系列文章的最後結論也呼之欲出了：全球化不該成為我們的敵人，應該成為我們的投資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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